天主教与儒教经济伦理比较--王鑫芳

文化研究

天主教与儒教经济伦理比较

 

王鑫芳

 

 

Abstract: Catholic Church has a long history in China. Since its spread into China, it has experienced so much conflict with local culture, especially with Confucian culture. Economic ethics is the key issue to this conflict.. Confucian culture is a strong culture in China. Catholic culture, as the relatively weaker one, inevitably must reconcile with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culture. But the Catholic ethics on economic wealth is a concept still attractive to people interested in the field. Business Ethics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Christian social ethics. This notion spread and influenced Chinese people as Catholic Church entered mainland. After the study of economic ethics both Catholic and Confucian, I believe that, on the whole,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Confucian ethics of the economy have a lot of things in common and coexisted with each other. The two ideas have some differences, and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can be seen at the basic level of economy. I believe that this is mainly due to varying degrees of sanctity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Gods on the Confucian side. It is difficult to expound economic ethics of the two cultural thinking. Weber's analysis of the functional paradigm provides an example of this kind of research. This functional paradigm talks about the role of ethic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life, especially in economic life. In this paper, I only want to talk about the differences of economic ethics between Catholic Church and Confucianism. German Catholic theologian Schilling thinks that, from the economic ethics point of view, the basic theory of Catholic reflected is in the human dignity, solidarity, independence, private ownership and competition.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Confucian culture, appreciate the caring and respect, solidarity, human values, but their attitudes to private ownership and competition issues is conservative.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put forward two types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ethical principles. From this basis he reflects on Catholic and Confucian economic ethics, looking particularly at economic activity: production, circ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天主教传入国内多年,对之研究汗牛充犊。中国一直是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天主教传入,不可避免要与儒家文化进行交涉。有关耶儒对比研究很多,但是天主教经济伦理与财富观迄今仍是一个鲜人问津的领域。笔者认为,既然经济伦理是基督宗教社会伦理不可缺少的部分,因此在传教过程中,经济伦理也是传播的重要内容。研究其在国内的传播,不可回避的要与传统主流文化——儒家经济伦理进行对比研究。

由于中国传统上的经济伦理具有纯世俗的性质,在传教初期,传教士必将遇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们是如何应对这种差异,又是如何认识儒家经济伦理的,是一历史议题。笔者在对天主教、儒教经济伦理进行一定了解后,对两者进行比较,论证。总体来讲,笔者认为,天主教与儒家经济伦理有诸多相似,相通之处。并存的两者思想有一定的差异,并在其经济根源,也就是经济活动的根源上有根本差异。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两者在宗教性上的程度差异,在对天主的理解上不同。

可见,两教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精神产品,经济伦理不是主要阐述对象,因此对此的阐述就很零散的散布于其他社会思想中,不容易梳理。但经济思想也是社会思想的一部分,并受制于其他道德思想。韦伯的经济伦理学功能性研究为此类研究提供了范式,经济伦理作用于社会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经济生活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意义越来越大,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研究。天主教经济伦理随早期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传入中国。它是如何与中国传统的经济伦理相磨合的共存至今?

经济伦理这一概念, 是由现代经济伦理学的先驱马克思·韦伯, 通过对世界诸宗教经济
伦理的研究, 特别是对宗教伦理的社会经济功能的研究首次提出来的。本文旨在梳理天主教与儒教的经济伦理,探求二者之间的异同,并不力求探究经济伦理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因此只做了韦伯前半部分的工作。德国天主教神学家席林认为在经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天主教社会理论的基本内容从人格尊严、团结互助、独立自主、私有制和竞争上体现出来。[1]笔者认为儒家文化同样尊崇仁爱,团结互助,重视人的价值,但在私有制、竞争问题上采取保守的态度,特别是在义利问题上,大有舍利取义趋向。本文从两种文化的经济伦理原则的阐述开始,从经济活动的基本环节: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来具体论述耶儒经济伦理的要点。

 

(一)   经济伦理原则

席林在其著作《天主教经济伦理》中指出人格尊严、团结互助、独立自主、私有制和竞争的原则。这些原则是天主教徒经济生活的指导原则,指导经济实践。而马云志在其《儒家经济伦理原则》一篇中指出儒家经济伦理的基本原则, 是以其义利观为理论基础, 而义利观的具体思想又通过一系列的原则规范得以体现。就其原则而言,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整体性原则、理性原则、均平原则、等级原则、和谐原则。[2]在其中都穿插了仁爱的影子。

(1) 两教的入世倾向。不可否认的是,两教为了不断的适应社会发展,都在不断的改变自己以适应世俗的需要。也就是入世化倾向。从天主教方面看,世俗化促使教会世俗化,促使教会与世俗建立紧密的联系,在中国传教史上表现为传教士不断与上层人士建立良好关系,获得世俗的支持,包括经济上的支持。大量史料记载了本土教民对教会的捐赠,教会受到政府的支持。另外鼓励教民参加经济生活,鼓励劳动。天主教本身有这种世俗化的倾向,加上其作为外来文化与本土的儒家文化交融时,吸收了儒家文化的入世思想。笔者在前文曾指出,儒教是一世俗化的宗教,在明清时期,受宋明理学的影响,把儒家文化变成了一种有关注日常伦理的文化,经济伦理当然是其中的一部分。天主教要能在本土立足,必将与本土的儒家文化磨合。这种世俗化的趋势使天主教开始对世俗的经济活动进行规范,经济伦理的重要性日增。

(2)     仁爱。儒家讲求“仁者爱人”、“施仁政”,“天主教视仁爱为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这样就产生了关于经济生活的基督宗教的有机观点。即通过爱的原则和被爱当作最低标准的公正而形成的经济共同体,是现代惟一能确保秩序与和平的经济方向。”(席林,20037-8)。耶儒两家坚持认为在经济活动中应秉持仁爱的道德原则,但是由于其宗教性的差异,仁爱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天主教存在至高天主,一人格神,在经济活动中秉持仁爱观是天主的指示,是神谕,目的也在荣耀天主,获得天主的认可。而儒教从来就是世俗性的,仁爱的出发点也在人世,从“仁者爱人”的基本思想出发,儒家总是劝勉人们不仅不要损害和侵犯他人利益,而且还应该推己及人地为他人着想,甚至提倡不要利己而应专门利人。孔子认为作为一个人首先能够“终身行之”的应该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再进一步就应该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前者是讲起码不要强加于人,损害他人利益,后者则是说人还应该爱人、助人和利人。[3]

(3)     天主教禁欲主义。“仁爱”是天主教经济活动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而其财富观念是经济伦理的基础伦理观念。天主教的禁欲主义观念贯穿始终,明清时期的耶稣会士主张以义制利、以贫约贪,用宗教禁欲主义的一极去抗衡世俗的奢靡恶习。这种宗教禁欲主义首先表现为对于现实人生抱有浓重的悲观情绪,进而对物质财富加以极力贬斥,财是虚妄的,无意义的。在灵与肉的关系问题上,利氏接受了柏拉图的禁欲理论,认为躯体是灵魂自由的束缚:身也者,知觉尸也,机动佣也,饰墁坟也,罪愆饵也,苦忧肆也,囚神牢也,实死而似生也,家贼用爱诱损我心,缠缚于垢土,俾不得冲天享其精气也[4]既然现世非久留之地,身躯不过是行尸走肉,现世之财自然不值得留恋,饮食之乐自然应当放弃,因此利玛窦告诉他的中国友人:夫物者非我有也,非我随也,悉乃借耳,何足恋爱乎?身后人所去所也,彼所无用财为,亦无重财为矣,吾曷不萃彼所之所尚乎?[5]饮食之娱乃身之窃愉也,吾以兹与禽兽同矣;吾益增德行之娱于心,益近至天神矣;益减饮食之乐于身,益逖离禽兽矣。[6]

天主教把“财”与“德”对立起来。并对贪恋世财者进行谴责,利玛窦指出:财也,煽人欲,培骄矜,反谦逊,速谀谄,拂直言,振侈奢,诱邪念,非善甚也……夫财与德,不共存之物也;慕财之事,乃世俗之大害也。[7]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亦把为富不仁看作是世俗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每观多财者必惰,必迷食色,骄奢淫逸,肆无所忌;天下皆富无贫,即天下皆恶无善矣。[8],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 1571-1618)的论述尤详,他认为,财与德之所以不能共容,是因为世财有限,我有彼必无,我多彼必寡,势必引来隙怨和争夺;而世德无量,任人寻取,更无相嫉之忧。增财不仅不能减贪,反倒会刺激更大贪欲,因为财物增长的速度永远也无法跟上欲望增长的速度,欲望是无止境的,故惟一的出路是减欲止贪,安贫乐道。以上论述是明清耶稣会士的观点。但是天主教并不反对求财,财富本身无恶意,求财以自养,并进而惠及他人是允许的。反对托钵乞讨,认为这是可耻的。

这种观点与儒家的义利观相似,儒家学者历来对义利问题格外重视, 南宋大儒朱熹在《朱文公文集》中讲义利之说, 乃儒者第一义, 古往今来。义与利的规定在儒家看来是相对而存在的范畴儒家关于义利关系的认识是, 先义后利, 以义制利, 强调一切行为都必须以追求道德价值为出发点, 在不否定个人正当利益的前提下, 对人们对富贵利禄的追求以有限的肯定, 这个限度就是义, 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处也。[9]富而可求也, 虽执鞭之士, 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10]也就是说对富贵的追求, 必须得到义的认可,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11]。被义所否定的利是私利, 而对于公利, 则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12]。在对义利的取舍方面,舍利而取义。儒家义利观有一个发展趋势,即从义利离到义利合,与天主教财德观变迁相似。这可谓是两教适应现实生活的共同反应。在实践生活中也有同样的趋势,到明清时期,对财富的追求兴盛。财在理论上是受鄙视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确实必要的,天主教以财养教,儒家“弃儒就贾”,因此天主教的财德观与儒家的义利观都有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特色。

 

(二)   耶儒对经济活动环节的论述

天主教与儒教对经济活动不同环节都有相关的论述。

(1)     就生产而言。虽然天主教反对过度追求财富,但是在“取”上天主教总体来讲讲求“按量定需”。在生产这一问题上,天主教认为,必须为满足需求而生产,生产以自养。诸如感情、温饱的需求产生于自然的造物主,因此它们不能被压制,而只能进行理性的调节。可以为居民的生活必需品生产,也就是为必要的生活用品劳动。席林认为,为了给人类的生存提供和保障物质资料,人类必须从事经济活动,但是,经济活动不是目的本身;毋宁说“最终的目的是上帝”[13]在理论层面上, 儒家提出仁者爱人、恪守礼制的思想学说。儒家一方面坚持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则知荣辱[ 1 ] (《管子·牧民》) , 说明生产的意义, 另一方面赞颂勤劳敬业的劳动态度,制天命而用之[ 1 ] (《荀子·天论》) , 更关心生产者。在实践层面上, 儒家为政府制定经济政策, 重本抑末, 重农抑商。《盐铁论》说:夫欲安民富国之道,在于反本, 本立而道生。强调农业是根本, 要以农立国, 并且限制工商业的发展, 以免损害农业。到明清时就演化为儒家的“治生论”,陈确提出“士必须先有独立的经济生活才能有独立的人格,肯定了人的个体之私,肯定了“欲”,也肯定了学者的“治生”。[14]这种治生论观点相当与天主教的取财观念有相似之处。就是都主张为了生存而生产,而劳动,但是反对过度追求财富。儒家劳动、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义”,为了修身,而天主教是为了靠近天主。也就是余英时所说的儒家是内向型的宗教,其经济生活的目的或动力是来自于内部,而天主教却来自于外部人格化的天主。

在对待劳动这个议题上,天主教把劳动看作生产要素,导致了职业观念,天主教的劳动带有神圣性,劳动是为了荣耀天主,每一种诚实的职业,都能被看作是实现人类目的的自然基础。[15]在职业中,在每一种诚实的职业(也许它还这么低微)中,教会总是看到了天主的召唤和这样的机会,为公共利益和最终通过忠实地完成了义务而为天主服务,教会总是坚持这种思想:福音的“内心召唤”,为天主服务的呼唤,和来自事物本身的自然呼声,处于和谐的关系之中。[16]儒家也有社会分工观念,但是儒家的社会分工带有一种等级贵贱之分,“四民观”就是生动的体现,士农工商排位分明。

取财方式上,在许多场合里,神父们并不反对以信仰为基础和以正当手段为前提的求财致富,以正确的信仰和正当的手段去规约信徒的经济活动,其结果必然导致一种具有中庸精神的经济伦理。[17]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伦理有一种中庸精神,林中治、张鸿翼都曾明确的把中庸之道列为儒家经济伦理特色之一。儒家观念中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贪不吝,知足节用,即为中庸。既然两教在这方面都有中庸特色,因此,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传统上都赞誉“俭”。君子既以道为先,富贵之事对于个人而言,自然只能随遇而安,不可妄求;而对于他人和民众而言,应使其维持一种不贫不富的状态,以此达于仁义。[18]晚明在华耶稣会士所阐发的中庸理论显然也包含着经济伦理上的节俭精神。重视精神富足,知足常乐,“按量定需”、“按需取量”,把需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即人之所以“需”,应像鸟兽那样以维持生命为度。[19]

(2)     关于分配。天主教本着仁爱的观念,有一种宗教平等主义,经济平等主义,也就是在分配过程中做到平等公正,经济为社会服务,社会公正是经济的基础,因此,各民族机构尤其是整个社会生活的机构,都必须渗透着公益的公正性,仁爱是社会秩序的灵魂。在实践方面,这种平等仁爱观念体现在施舍上。天主教乐衷于福利事业,跟中国的乐善好施相似。天主教反对“苛吝”,过度聚敛财物必将导致贪婪,欲望是无极限的,要达到有德就需布施,将多余的财产布施给需要的人,以聚敛“德”。财富本身无善恶,善用则善,恶用则恶,中道之行以节制物欲为要,于是必须给多余的财物提供一条正当的疏散渠道,也就是善用。儒家观念中有一种均分思想,张鸿翼把它理解为重均分而抑分化,均分思想是为了避免过度两极分化,儒家重视的是分配要有利于社会各等级阶层的利益均衡,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 (《论语·季而》)由于当时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水平较低, 基本生活需要尚未满足,因此有限的食物, 相对的平均是必要的。也就是说耶儒两家都有一种均分思想,但事实上两种均分思想存在极大区别。天主教教理中的均分带有一种宿命的意味,贫富是注定的,安贫守富是天主教所推崇的,在此基础上倡导富人的广施博济,以求平等;而儒家的平均是相对平均。儒家把经济关系建立在一种等级制名分制的秩序中,也就是儒家是极力维护等级制社会经济秩序的和谐的,在有差别的等级分化中,力求达到和谐,达到所谓的相对平等。张鸿翼指出:“儒家的均平思想是一种等级制的利益均衡思想,即主张在确保地主阶级的剥削地位、维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实现各阶级、各等级分层间的利益均衡。因此,儒家反对绝对平均主义而主张实行等级制的财富占有和分配制度。”[20]而天主教并没有如此明确的等级观念,在理论上,天主教还是提倡平均的,虽然其在现实中,或多或少为剥削制提供了支持,例如“安贫守富”观念,其对私有制的论证,如托马斯指出:“为了完成尘世上的任务,为了保证家庭的独立性,私有制的建立是必要的,只有这样,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安定和秩序才有保障”[21]

    针对调节分配的方式,布施,两教的观点也有不同之处。天主教修德之道,无非是使贫者能忍,富者能施,尤其重要的是,施财于人,其意义主要不在于救人于贫困,而在于救自身于罪恶。这中施予观比单纯的怜悯穷人相号召的施予观更能蛊惑人心。在儒家的施予观中,施与者与受施者之间只是发生双边的关系,即施恩与报恩的交互关系。而不存在施与者与第三方即天国酬报的关系。这样一来,“还报”的负罪感必然有力地制约着受施者的求施欲望,对于节气的过多强调更使受施者处在一种十分羞耻的境地上。儒家家庭观,儒学鼓励为家庭义务与延续积累必要财富。[22]而天主教是十分反对积累财物的,而讲求物尽其用。

(3)     关于交换。正如天主教的取财有道思想一样,在交换过程中,要求有道,也就是合乎道德,也就是财物的获得不能建立在他人的损失之上,不可以以他人为代价。这样在交换过程中也同样适用,用现代经济术语来表述就是良性竞争。天主教并不反对竞争,但却给竞争设定了标准,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过度自由竞争。国家权利必须竭尽全力抵制经济自以为的自律、残酷的权力和利润追求毫无顾忌的严厉和冷漠,必须理性地限制自由竞争,必须贯彻社会有机组织的观念,并帮助社会正义和爱取得成功。在理论层面上, 儒家提出诚信价值观。孟子说:诚者, 天之道也; 思诚者, 人之道也。 (《孟子·离娄上》)在儒家经典著作《中庸》、《大学》里都竭力肯定诚的价值。而对,子贡问政,子曰:足兵, 民信之矣。子贡:必不得已而去, 于斯三者何先?: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 于斯二者何先?:去食。自古皆有死, 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可见信的重要性。在实践层面上, 儒家讲求礼义, 和为贵。儒家强调重公益而抑私利, 重他利而抑利己, 重名分而抑僭越, 重礼让而抑侵争。因此在交换中,儒家本着诚信。儒家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让也”,相反,“无辞让之心,非人也”,可见,“让”乃是人的基本特质和做人的本端。[23] 提倡礼让、辞让,在经济上的主要作用在于抑制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为了经济利益人展开的侵争。[24]在生产上不与人相争,分配中不与人争利,在交换中不与人侵争。儒家反对自由竞争,而天主教却主张抑制过度竞争。当人儒家在发展到明清后,由于商业的发展,也出现了竞争思想,主张符合诚信的竞争,反对伤害他人的恶性竞争。

(4)     关于消费。天主教提倡禁欲主义,提倡节俭。在这点上,耶儒两家相似。物是有限的,你有则他无,对物品的占有必然导致他人的缺失,所以耶儒两家都反对过度消费,在保持基本生存的基础上,提倡节俭,保持洁净。明清时期的耶稣会士、托钵体修会等提倡禁欲苦行,反对聚敛财物。对于财物的消费也仅仅停留在温饱基础上。在理论层面上,儒家有节欲知足之说,孔子主张欲而不贪,孟子强调知足, 认为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 可以长久。在实践层面上, 儒家提倡从俭。儒家从社会稳定的角度, 提出统治阶级和劳动者阶级满足于从俭, 节制自己的欲望。但是同样在禁欲的外壳下,埋藏着深层次的差异。也就是,如前文所说,儒家有一种等级观念,在消费问题上,也同样体现这种等级观念。也就是对物品的消费必须与此人的身份相配,如果其富有程度和经济状况不称其位,也是不应该的,甚至是可耻的。引申开来就是不同地位身份的人有不同的消费标准,过度消费与不足消费都是不对的。天主教在消费上同样的原则:知足常乐,以“按量定需”、“按需取量”为原则,这其实也在为富人的奢侈消费找到了正当理由。庞迪我认为精神上的富有比物质上的富有来得更为重要,而知足常乐是精神富足,是真富,也就鼓励信众修德也弃财。

 

(三)   耶儒经济伦理对话

明清时期耶稣会士传入中国,面对的是一个长期受传统儒家文化熏陶、影响的中国,其传入必须,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当时占主导位置的儒家文化对话。经济伦理是两家社会思想的重要部分,随着经济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在民众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他们之间经济伦理的交流必将提上日程。当然经济伦理是社会伦理思想的一部分,在讨论时不能抛开两家其他的伦理道德思想。早期的耶儒会话,更多的是冲突,与借鉴。随着天主教在国内的命运浮浮沉沉,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特色与对策。当然文化冲突的排头军是两家的学者,也就是在历史上表现为儒士与传道士之间的对话。话语权也多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因此对此议题的研究多是站在这些名士的立场上,并也引此般名士的遗作。由于天主教相对于儒家在我国历史上是处于弱势的,天主教在经济伦理上也多表现为引儒融儒。也就是利用儒家的经济伦理来解释其经济伦理,或者是论证其经济伦理的合理性。好在经济伦理都不要两家的主要伦理思想,这是拜两家同样的重“义”、“德”轻“利”、“财”的理论立场。由于两家共同的仁爱思想,经济伦理在道德原则上的差异并不大,所以在此问题上的冲突并不严重。并不像如礼仪问题,等社会伦理的差异那般重要。笔者认为,两家在经济伦理上多表现为融合的趋势。天主教的经济伦理可以补儒家之不足,儒家的经济伦理又可利于天主教的本土化,利用儒家伦理解释天主教经济伦理更易于被国民接受,进而指导教民的经济生活。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耶儒思想也会有相应的调试,进入近现代后,国内思想多元化,现代科学对之形成冲击,耶儒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都有相应的改变。首先儒家文化自新文化运动之后,受到批判,儒学在近现代社会的影响力已不可同日而语。而天主教却在国内大兴其道,影响力日增,教众众多,因此,天主教经济伦理思想更加重要。儒家思想影响中华民族千年之久,其早已融入大众的生活,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因此不能因为儒家影响力的衰弱而忽视儒文化的重要性。正因为儒文化已渗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生活中也是,并形成了所谓的儒商团队。天主教在国内的传教,不可避免的要与儒家文化对话。当然天主教也在不断的与时俱进,其对经济生活的观点也在变化。但是其基本教义是不变的,因此本文才有存在价值,其价值不仅在学理方面,还在实践方面。中国天主教教众日多,而其又是国民生产的参与者,为其找到能接受的经济伦理,以指导其经济活动,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席林 (著),顾仁明 (译),2003,《天主教经济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       张鸿翼,1989,《儒家经济伦理》,湖南教育出版社

3.       陈建明、何 除(编),2002,《基督教中国伦理道德》。

4.       余英时,2004,《中国近世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5.       利玛窦,《畸人十篇》,载《天学初函》(一)。

6.       汤若望,《主制群徵》,载《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二),台湾学生书局,1966 年影印本。

7.       马云志,儒家经济伦理原则,载 科学·经济·社会, 1998年第 1 期。

8.       林中泽,晚明来华耶稣会士的经济伦理及其对儒学的调适,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 1 期。

9.       林中泽,基督教的安贫乐道与早期耶稣会的财富观,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10.    董小龙,中国儒家经济伦理思想探析,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11.    朱锦章、朱锡强,略论罗马天主教的世俗化,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



[1] 席林 (著),顾仁明 ()2003,《天主教经济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3页。

[2] 马云志,《儒家经济伦理原则》,载 科学·经济·社会, 1998 年 第 1 期。

[3] 张鸿翼,1989,《儒家经济伦理》,湖南教育出版社,第117页。

[4] 利玛窦,《畸人十篇》,载《天学初函》(一),第 203 页。

[5]利玛窦,《畸人十篇》,载《天学初函》(一),第 159 页。

[6]同上,第 204 页。

[7] 利玛窦,《畸人十篇》,载《天学初函》(一),第 276 页。

[8] 汤若望,《主制群徵》,载《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二),台湾学生书局,1966 年影印本,第 580页。

[9] 《论语·里仁》

[10] 《论语·述而》

[11] 《论语·述而》

[12] 《论语·尧曰》

[13]席林著、顾仁明译,2003,天主教经济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7页。

[14] 余英时,2004,《中国近世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95页。

[15]席林著,顾仁明译,2003,天主教经济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17页。

[16]席林著,顾仁明译,2003,天主教经济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21页。

[17] 陈建明、何 除(编),2002,《基督教中国伦理道德》,第213页。

[18]陈建明、何 除(编),2002,《基督教中国伦理道德》,第214页。

[19]陈建明、何 除(编),2002,《基督教中国伦理道德》,第216页。

[20]张鸿翼,1989,《儒家经济伦理》,湖南教育出版社,第113页。

[21]席林 (著),顾仁明 ()2003,《天主教经济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34页。

[22]陈建明、何 除(编),2002,《基督教中国伦理道德》,第218-220页。.

[23]张鸿翼,1989,《儒家经济伦理》,湖南教育出版社,第121页。

[24]张鸿翼,1989,《儒家经济伦理》,湖南教育出版社,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