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在华的文字宣传活动及其影响--左芙蓉

文化研究

              天主教在华的文字宣传活动及其影响

——以民国时期的一些天主教刊物为中心[1]

                           左芙蓉

 

 

Abstract: Before liberation of China, the spread of Catholicism can be divided into several stages, such as Yuan Dynasty,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and early Qing Dynasty,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In each stage, especially in tha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published materials were given greater emphasis. The paper gives an overview of the publications and their impact by studying some important journals of the period.

Key Words: the Republican China, Catholicism, Journal

 

 

天主教传入中国很早,新中国成立以前,天主教在华传播经历了几个大的时期,即元代、明末清初、晚清与民国4个时期,在每一个时期,天主教都很注重文字宣传。元朝时期,第一位来华传教的天主教士孟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 就曾将新约圣经和诗篇译为蒙古文。明末清初,欧洲天主教士在中国的宣教活动中更加重视文字福传,他们编写了不少阐释基督宗教的书籍。例如,罗明坚(Michael Roggierius)的《天主圣教实录》,利玛窦(Matteo Ricci)的《天学实义》(后更名为《天主实义》)等。进入近代,特别是进入民国以后,天主教在华文字事业甚为兴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印书馆不断设立,如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北京北堂印书馆、福州天主堂印书馆、济南府天主堂印书馆、重庆圣家印书馆、香港纳匝静院活版、澳门无玷始胎印书馆等,它们大量编印书籍。二是报刊杂志不断涌现,刊发相关论文,报道有关信息,对推动天主教传播影响巨大。本文尝试对民国时期中国天主教主要刊物加以考察,以展现天主教文字福传事业及其影响。

一、天主教刊物在民国时期的概况

民国时期,天主教在华传播进入发展时期,无论是在华传教士人数、修会数量还是中国信徒人数、教堂数量等,都呈现增长态势。仅从信徒人数来看,“中国天主教信友人数,1900年是7415621907年初次达到100万的标记。1910年增加到12922871920年增加到19944831921年略超过二百万(确实数目是2056338)。1930年有24980151932年有2562742[2] 。由此可见,从1900年至1932年的32年间,信徒增加约4倍。需要指出的是,刊物的不断增多和遍布各地是民国时期天主教在华发展的又一现象。

民国时期中国天主教刊物究竟有多少呢?由于笔者掌握的资料有限,本文不能给出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是,就笔者所看到的资料而言,可以肯定的是,其数量是很可观的。根据中华续行委办会的统计,在20世纪的前20年,天主教在华已出版了15种期刊,其中法文版9种,中文版3种,葡文版1种,拉丁文版1种,英文版1[3]。以后,天主教刊物还在不断增加。20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公教妇女》季刊曾经刊载全国天主教主要刊物40多种,包括《教育丛刊》、《教育益闻》、《公教进行》、《公教青年》、《公教妇女》、《益世报》、《辅仁杂志》、《磐石杂志》、《辅仁美术》、《益世主日报》、《北辰》、《导光》、《光华报》、《天主公教白话报》、《实益》、《公教进行会会刊》、《圣母会》、《青年指导》、《友善会》、《国民小报》、《圣教杂志》、《圣心报》、《汇学杂志》、《我们的教育》、《圣体军月刊》、《震旦杂志》、《理工杂志》、《震旦志刊》、《教务月刊》、《公教月刊》、《铎声》、《拯亡会》、《崇实报》、《我存杂志》、《教区月刊》、《超性月刊》、《道南》、《公教周报》、《石室公教》、《公教青年报》、《公教报》、《明我》、《慈幼会季刊》等。抗日战争结束后创办的《上智编译馆馆刊》也对当时的中国天主教刊物有过介绍,在第1卷期第1期和第2卷第1期的“期刊介绍”一栏,对《益世报》、《世光杂志》、《公教报》、《圣心报》、《教友生活》、《公青季刊》、《教务丛刊》、《公教月刊》、《凤翔教务月刊》、《圣体军月刊》等刊物的出版机构、地点、主要内容均有较详细的描述。有学者研究指出,“截至抗日战争前,天主教在华设立出版机构26所,发行150种定期刊物”。还有学者认为,1938年天主教在全国办有152种刊物[4]

总之,在1949年以前,中国天主教刊物不仅数量多,种类也很多。从出版周期来看,既有日报,也有周刊、双周刊,还有半月刊、月刊、双月刊、季刊、半年刊等;从使用的语言来看,不仅有中文,还有法文、英文、拉丁文、葡萄牙文等。仅以《公教月刊》为例,就有法文北平公教月刊、上海英文公教月刊、汉文公教月刊等,而《教育丛刊》则为汉文、拉丁文、英文、法文四文合璧;从刊物出版或发行地点来看,其分布很广,遍布中国大中城市(参见下表)。

民国时期中国天主教主要刊物一览

序号

 

出版周期

刊物出版或发行地址

1

天津益世报

日报

天津罗斯福路261

2

重庆益世报

日报

重庆青年路67

3

西安益世报

日报

陕西西安南大街12

4

上海益世报

日报

上海山东路258

5

北平益世报

日报

北平宣武门内大街154

6

崇实报

周刊

重庆曾家岩

7

香港公教报

周刊

香港干诺道中皇帝行2

8

南京益世周刊

周刊

南京石鼓路100

9

公教周刊

周刊

福建鼓浪屿天主堂

10

救主报

双周刊

福建邵武天主教总堂

11

道南

半月刊

福州崇真堂

12

凤翔教务月刊

月刊

陕西凤翔天主教总堂

13

教务月刊

月刊

安庆天主堂

14

文藻月刊

月刊

南京石鼓路100

15

圣心报

月刊

上海徐家汇圣心报馆

16

圣体军月刊

月刊

上海徐家汇

17

圣教杂志

月刊

上海徐家汇土山湾

18

世光杂志

月刊

贵州贵阳中正路天主教总堂

19

铎声月刊

月刊

四川成都天主教总堂

20

铎声

月刊

北平西什库天主教堂

21

公教进行

月刊(后为半月刊)

北平乃兹府甲6

22

崇真月刊

月刊

西康康定天主教总堂

23

台光月刊

月刊

台湾台北市中正东路一段60

24

澳门教区月刊

月刊

澳门

25

公教月刊

月刊

汉口特三区天主堂

26

公教评论

月刊

上海

27

东方前锋月刊

月刊

香港罗便臣道华仁书院

28

上智编译馆馆刊

月刊

北平西安门皇城根北段(西什库2号)

29

新光杂志

双月刊

山西太原天主堂

30

公青季刊

季刊

甘肃平凉天主堂

31

中华公教青年会季刊

季刊

北平

32

我存杂志

季刊

杭州仓桥天主堂

33

拯亡会

季刊

宜昌天主堂

34

辅仁杂志

半年刊

辅仁大学

 

二、天主教主要刊物的创办与内容

民国时期,中国天主教刊物的创办机构可大致分为四类;一是编译馆,二是修会与教堂,三是教会学校、四是天主教团体。编译馆主办的馆刊以《上智编译馆馆刊》较为著名,修会与教堂创办的刊物较多,主要有上海的《圣教杂志》、北平的《铎声月刊》、太原的《新光杂志》、杭州的《我存杂志》等,教会学校创办的刊物有北平辅仁大学的《辅仁杂志》、献县天主堂公学的《圣母会》、上海徐汇中学的《汇学杂志》等,天主教团体创办的刊物有公教教育联合会出版的《教务丛刊》(原名《教育丛刊》)、《教育益闻》、《公教学校》,中华公教进行会的男子、青年、妇女三部,各出版自己的机关刊物,它们分别是《公教进行》、《公教青年》、《公教妇女》。

总的来看,这些刊物的创办目的主要是加强文字福传,联络教友。正如天主教第一位中国籍枢机主教田耕莘所说:“我想每一个富有传教职责的人,必定日夜在寻求最有效的方法,以提高福音传播的速度”。在这位总主教看来,编译书籍、出版刊物就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北平上智编译馆就是他创办的。该馆除编译出版有关天主教的书籍外,还办有馆刊,即《上智编译馆馆刊》。该刊第1卷第1期上详细地列出了四项办刊目的:其一,通过本刊报道天主教的工作和概况,“使教中同道了解我们的目标和方针”。“论著”和“馆讯”两个栏目就是为了使读者了解天主教、同时又为读者发表意见提供一个平台。其二,避免天主教编译工作的重复。“作家动态”、“出版消息”、“期刊介绍”三个栏目的设置,为的是使作家和读者之间沟通信息,“将各作家已有的著作,或正在译撰的书名,向读者介绍,同时在作家与读者之间,亦可发生联系,作家与作家之间,或需交流意见,或需征借材料,本刊已愿尽介绍的义务” 。其三,对教内著作进行自我评价,“利用自我批评,以提高公教出版物之素质”,同时亦刊载教外人士的相关评语,为此设立“书评”一栏,这在当时的中国公教出版界为一创举。其四,在介绍和报道天主教新书的同时,整理旧有的天主教文献。后者包括两项工作,即对最早或较早版本的天主教文献重加校刊以及搜集各种已经散失的文献,对其加以保存或者重新流通,为此特辟“文献目录”和“书林偶拾”两个栏目。《圣心报》以传扬圣教、宣布圣化为宗旨。成都教区创办的《铎声月刊》之宗旨是“为适应教区之需要,通力合作广扬圣教”。《公教妇女》在第1卷第1期中指出,“希望能于现代国内妇女运动,和各种妇女问题上,用公教原则和精神,阐发公教的立场;不但希望公教妇女,对于各种妇女问题能有正确之认识,且于教外妇女论坛上,也能尽介绍公教立场的职责”。

从内容来看,这些刊物通常包括公教教理、书评、教内活动、修会介绍等。例如,《圣心报》刊登罗马教宗“钦准”的祈祷意向、圣人言行、圣教掌故、各国教中活动要闻。作为中国天主教机关报之一的《圣教杂志》致力于宣传公教道理和神哲学,也介绍中西学术、文化及经济社会等。其简章中写道,“本报定名圣教杂志,专登教中信道学说”。简章中还列出目录共八项,一是论旨意,“凡教皇上谕及罗马各圣部文牍摘要译登”。二是论说,“本馆记者自著俱系教友社会有关系之文”。三是教事,“凡各国教中大事及新闻等俱入此类”。四是辩道,“凡近人谬说与信道及哲学背驰者俱根据大道尽力驳斥以挽狂澜”。五是考据,“凡关于圣教掌故如圣经圣道礼节经文等俱溯源穷委以饷同志”。六是答问,“凡问道及疑难之端为之解惑析疑”。七是杂著,“凡中西名人演说、传记、文牍等与教务有关者或译或编列入此门”。八是介绍,“凡有教中圣书新刊之本为之批评以贡献于阅者”。《上智编译馆馆刊》馆刊的内容则包括论著、书林、偶拾、文献目录、书评、出版消息、期刊介绍、作家动态、馆讯等。作为公教进行会男部机关报的《公教进行》和女部机关报的《公教妇女》,内容大致相同,主要有言论、文件、会务报告、公教消息等栏。其中,言论栏专门登载“阐发公进之意义、组织、工作、精神等文字”,公教消息栏刊登国内外重要教务消息、各地公教消息和新出书报介绍等。《公教妇女》还辟有妇女修养、国内妇女论坛选录两个栏目,“讨论一切妇女问题,使公教妇女,对于现代一切妇女问题,得有正确观念”[5]。成都的《铎声月刊》的内容包括教义、著述、教会消息、神父通讯、本区主教日记五大项。北平的《铎声》以讨论和研究传教事业、天主教文化等为主。抗战结束后复刊的《文藻月刊》设有论坛、现代史料、文苑、书评、文化消息、海外通讯等栏目。北平北堂印书馆的《真道期刊》也以阐释宗教和介绍教会信息为主要内容。

三、天主教主要刊物的编辑与出版发行

民国时期,天主教刊物的主编多为天主教司铎,编辑也主要是教内人士,他们负责组稿和撰稿,不少刊物也对外征文。例如,《圣教杂志》第1年第1期中的征文要求围绕两个主题,一是“论教中宜多设报馆”,二是“教理与科学并行不悖说”。《上智编译馆馆刊》的论著、书林、偶拾、文献目录、书评等栏目则长期欢迎外稿。

此外,刊物的出版与发行也都由刊社自行负责,为增加发行量,一些刊物还不时刊登发售预约信息或做发行宣传。例如,《上智编译馆馆刊》规定的预约办法有5条:一,无论私人团体均得预约,二,第一卷有一部分系赠送者,第二卷势难继续,故希望各方一致预约,亦为对本刊赞助之表示。三,预约期在阳历年底截止。四,预约价全年6册共5千元,邮费在外,航空挂号另加。五,预约须用现款,或汇款,邮票不收[6]。《公教进行》也曾为《公教妇女》的发行做宣传:“凡欲明了公教妇女地位者、凡欲研究公教妇女问题者、凡欲做到现代妇女模范者、凡欲改良社会妇女风化者,都应订阅此刊,一切难题,都能迎刃而解”。《公教进行》由月刊改为半月刊时曾刊登启事,其中写道:该刊“内容充实,消息丰富,实男部公进会人人应阅之刊物。希望全国会员,踊跃订阅,并努力推销,使公进组织,布满全国,且人人有奋发扬厉之公教精神,是所至盼”[7]

预约宣传的效果是明显的。《圣教杂志》“自出样本以来……纷纷定报者不下千余份”,“其销路远达南洋欧美”。《上智编译馆馆刊》自问世以来,订阅者也很多且不断增加。根据该刊第3卷第2期上刊登的“本馆发行部紧急启事”得知,上智编译馆的业务“日益发达”,函购不断,发行部应接不暇。厦门的《公教周刊》和福州的《道南》半月刊的发行量分别为每期800份和500份。有人统计,在1938年全国152种天主教刊物中,发行量在500份以下的有47种,500-100036种,1000-300031种,主要集中在河北(40)、江苏(27)、广东(21)、湖北(12[8]

创办刊物需要经费,中国天主教刊物的经费来于何处?天主教内人士的捐助是办刊经费的主要来源。《上智编译馆馆刊》第2卷第四、五期(合刊)曾刊登捐款情况:“本馆前蒙教会贤达,发起募捐,协助田枢机主教,维持本馆经费,承平、津、京、沪、港各地神职界及教友慷慨捐助,已募得一千五百五十万元” ,捐款者的名单和捐款数也被列出以示致谢。 《铎声月刊》在创办简章中也提及经费来自神父或教友的捐赠。

四、 天主教刊物的主要特点与影响

天主教与基督新教、东正教为基督宗教三大派别,近代时期,这三者都在中国传播。前两者都很重视文字宣传和出版活动,有不少出版机构并创办了许多刊物,而后者在中国“基本上没有像样的出版活动”。但是,前两者也有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首先,从创办时间来看,近代新教刊物的创办要早于天主教刊物的创办,创刊于1887年的《圣心报》被认为是中国天主教历史最悠久的刊物,而新教报刊《中国丛报》早在1832年就已出现。其次,从报刊数量来看,天主教刊物不少,而新教刊物更多。有学者统计,1912年至1949年,新教期刊有260种,而天主教定期刊物截至抗战以前有150种[9]。第三,从刊物内容来看,新教期刊大多并不局限于宗教题材,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有不同程度的涉猎。而天主教期刊则以宗教内容为主。第三,从使用语言来看,新教刊物主要用汉文或英文,天主教刊物使用的语言则不止这两种,还有法文、拉丁文、葡萄牙文等。

尽管如此,天主教刊物的影响仍是不可忽视的。出版刊物是天主教会宣教事业的一部分,“天主教会从它作为一种宣教力量传入中国后,一开始就非常强调基督宗教文字工作的作用”[10]。民国时期众多天主教刊物的出版发行,其作用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对天主教会的福传事业有很大推动,特别是对争取中国知识分子有较大作用,正如《上智编译馆馆刊》第1卷第1期中的馆讯中所写:“缘今日之传教事业,固不能忽视一般民众,然对知识阶级之文字传教,则尤为现时代不可稍缓之急务”。其次是对中西文化交流有一定推动作用,例如,《圣教杂志》将介绍中西学术文化作为其内容之一,《上智编译馆馆刊》大量介绍中外天主教出版活动。《公教周刊》亦及时报道外国名著中文译本的出版信息,例如,第7卷第18期报道了北平辅仁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张怀仁编译的《教育哲学》和哲学系教授赵尔谦译述的《中古文化与士林哲学》的出版,“两书钧百余页,印有宣纸本,价六角;及普通报纸本,价四角。是为《光启学会丛书》最初刊行之两种著作”。《公教妇女》也经常介绍一些涉及中外文化的新书,例如《中外齐家谱》等。再次是推动中国天主教文化的学术研究。《上智编译馆馆刊》第1卷期第1期列出民国26年至35年近10年的中国天主教出版书籍总目录,指出,“近十年来共出书402种,平均每年仅出40种”,内容涉及天主教教义阐释、天主教修会小史、中国天主教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史论丛、科学与宗教等。自第2卷第1期起,在“文献目录”一栏连续几期登载北平北堂图书馆收藏中文善本书目,由此可知,“北平北堂图书馆藏积350年来故都东南西北四堂之旧藏,蔚为钜观”,分为普通善本书目、公教善本书目、满文善本书目三大类。总之,众多天主教刊物的出版,对于天主教会内外的影响都是不可忽略的。

结语

    民国时期是中国出版事业较为兴盛的时期,报刊杂志“风起云涌,蔚为大观”,天主教刊物在其中所占比例虽然有限,但作为其组成部分,它们的作用仍是不可忽略的。作为天主教传播的主要载体,天主教刊物不仅对教内人士而且对世俗社会都有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新教出版事业的关注较多,而对于天主教出版活动关注不够,但愿本文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作者单位: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

 

 

主要参考资料

1、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2、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圣教杂志社,1938年。

3、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4、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5、何凯立:《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

6北京市档案馆资料

 

                   



[1] 本文是笔者主持的2008年度北京学研究基地项目《民国北京宗教团体研究》(项目编号:BJXJD-KT2008-ALL)的部分成果。

[2] 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93-94页。

[3] 中华续行委办会是基督新教在中国创办的一个组织,成立于1913年。1918年起,该组织下设的“特别调查委员会”曾用3年的时间对中国基督宗教进行全面调查。参见《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255页。

[4] 参见何凯立:《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译者序,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赵广军:“晚清民国时期福建省境内宗教期刊初探”,《东南传播》,2007年第11期,第93页。

[5] 《公教进行》第6卷第8期(1934年),第18页。

[6] 《上智编译馆馆刊》第1卷(1946年),第2页。

[7] 《公教进行》第6卷第7期(1934年),第33页。

[8] 赵广军:“晚清民国时期福建省境内宗教期刊初探”,《东南传播》,2007年第11期,第93页。

[9] 参见何凯立:《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译者序,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

[10] 《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1901-1920)》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2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