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保禄福传的四大精神－－赵建敏

文化研究

圣保禄福传的四大精神

（中国天主教圣保禄年神学研讨会论文）

赵建敏

       今天中国社会和中国教会所处环境特别需要效法圣保禄宗徒的福传。保禄宗徒的福传精神内涵丰富博大无朋。环视我们所处的现代环境，我们尤为需要效法他福传精神中的四大方面：行万里路；著万卷书；融入本土和开疆辟域。

行万里路

       保禄在去大马士革路上为主特殊召叫归化，在约三四年的充分准备后，他开始了“行万里路”的传教行程。最为著名的就是他的三次外出传教。他的首次外出传教约在公元45-49年。由叙利亚的安提约基雅动身，到塞浦路斯岛，再由此岛前往培尔革，到丕息狄亚的安提约基雅，吕斯特辣，德尔贝，依科尼雍，后返回丕息狄亚的安提约基雅，再到阿塔肋雅，由此乘船返回到叙利亚的安提约基雅。其间到耶路撒冷参加了著名的耶路撒冷会议（宗 15）。总行程约2500多公里。 第二次行程约在公元50-52年。仍由安提约基雅起程，到塔尔索，到丕息狄亚的安提约基雅，迦拉达地区，夫黎基雅地区再到爱琴海东岸的特洛阿，由此乘船到马其顿的斐理伯，得撒洛尼，再到爱琴海西岸的雅典，由这里他向东穿过爱琴海到到亚细亚的厄弗所和科斯，在由此乘船来到凯撒勒雅和耶路撒冷，由耶路撒冷返回安提约基雅。全部行程约有3500多公里。第三次行程约在公元53-58年。他再由安提约基雅起程，路线与第二次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最后回到耶路撒冷。其行程估算也有3500公里。

       中华大地，地广人稠，幅员辽阔。保禄宗徒“行万里路”而传福音的精神正值得中国的“使徒们”来效法。梵二会议视福传为教会的本质特性，而且特在法典中再次强调“整个教会在本质上是传教性的，而福音传布的工作又是天主子民的基本职务”（法典 781条）。       在这些天主子民中，梵二会议又分别指出其中某些成员的责任。“尽自己训导的职务，就是要向人宣传基督的福音，这是主教的首要职务。”（主教 12） 既然是“首要职务”，其工作的中心和重点自然需要围绕传布福音了。就主教职“训导”的形式而言，它是“训导”而不是“训话”或者“驯化”。训导职的基本意义，第一是宣传福音，第二是保证信仰的正确完整。中国教会的各教区一般而言区域都比较广阔，因此尤其需要继承宗徒职位的主教们效法保禄宗徒“行万里路”的福传精神，广泛接触信友和非信友，马不停蹄地去寻找羊群，认识羊群，安慰羊群。正如梵二会议所强调的“教会既应与其生活的人类团体交谈，主教的主要职责，便是与人接近和要求推动与人交谈。”（主教  13） 显然，教会的要求是“与其生活的人类团体交谈”，换言之，就中国教会而言就是要与中华民族交谈，包括教友团体和非教友团体，因为他们就是中国教会在其中生活的人类团体。即便在一个较小的教区，要多次走遍整个教区，也是需要“行万里路”的。

       对于司铎们，梵二会议强调，“天主子民，首先是藉生活天主的圣言而集合起来，这正需要特别期待于司铎之口舌。......而司铎们，身为主教的合作者，其首要任务就是向万民宣讲天主的福音。”（司铎 4） 显然，司铎的首要职务也是宣讲福音。虽然一般而言司铎都会有自己的堂区，但中国教会面临“庄稼多工人少”的局面，有时一位司铎需要管辖几个堂区。即便管理的只有一个堂区，走进羊群中，认识每一只羊，也是需要“行路”的。即便真正认识一个堂区的教友，恐怕也需要往返“行万里路”的。因此，司铎们更需要效法保禄宗徒“行万里路”的福传精神，劳累奔波于自己堂区的教友间，不同的堂区，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村庄。司铎们所考虑的不应仅仅是堂区的信友，还应该拓宽视野，看到自己区域内的非信友，因为“司铎们对所有的人负有义务，应该把他们在主内所得的福音真理，通传于他人。”（司铎 4） 可见，司铎的福传不仅是要完成基督所托付的使命，而且是对“所有的人负有义务”。这“所有的人”包括堂区的信友，堂区内的非信友以及与司铎相遇的每一个人。

       对于修会及其会士，梵二会议指出“因此修会会士们都有责任，按着力量及其圣召的方式，或以祈祷，或者也用实际行动，为在人心里建设巩固基督的神国而工作，并向世界各地推广此一神国。”（修会 44）修会考虑到自己的神恩和使命，应尽力为推广基督的神国而进行福传。中国的修会大部分都是以传教为使命的修会，很少有默观性修会，因此修会及其会士亦应效法保禄宗徒“行万里路”的福传精神，根据自己修会的恩宠和教区堂区的需要，往返于会院及服务的地区和人群，把福音传布开来。今日的社会，需要为诸多的女性信友或女性非信友释疑解惑，这特别为中国的修女们正提供了大有作为的空间。

       保禄宗徒“行万里路”的福传精神同样也需要被信友们效法。教会认为“我们的时代向教友所要求的热忱，并不次于过去，反之，当前环境要求他们应更加强，更拓展他们的传教事业。”（教友 1） 虽然生活的见证为福传工作甚为重要，“可是，传教工作并不止于生活的见证；真正的传教必寻求机会以言语来宣扬基督，给外教人宣讲，为引领他们得到信仰，或者给信友宣讲，为教诲他们，坚强他们，鼓励他们更热忱地度生。”（教友 6） 因此，用言语宣讲福音成为教友福传的一个必要形式。 非常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很多热心有知识的教友专心致志不辞劳苦地“行万里路”来传播福音。教会固然不可能要求所有信友都放弃自己的职业和工作去“行万里路”来宣传福音，但是当今世界的大部分教友在其一生中都会由于工作的原因而“行万里路”的，效法保禄宗徒“行万里路”的福传精神，就需要这些教友在“行万里路”的同时能够宣讲福音。如此而行，他们不是为宣讲福音而“行万里路”，却是“行万里路”时来宣讲福音！

著万卷书

       保禄宗徒在他“行万里路”福传之时，也在不断地以信函来指导信友团体并阐发自己对基督的信仰。打开新约不难发现，保禄的14封书函约占整个新约的三分之一，是宗徒中著述最多的一位。这14封书函还不是保禄宗徒著述的全部。他还写了其他一些书函，只是可惜没有保留下来。无论就其篇幅还是就其神学内涵来说，这14封书函都凸显出保禄宗徒对当时时代宣讲福音方式的敏感。毫无疑问，两千年前的社会除了口头宣讲外，另外一种较为有效的宣讲方式就是“书信”了。他所著述的书函延伸了他口头宣讲所无法及时到达的地方。他的有些书函在初期教会的团体集会中被宣读，对传扬福音和指导初期教会团体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今世界，“书”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而且书的各类拓展类型也日益翻新：电子图书，网络博客，图书浏览器，MP3等。可以说，现代世界是一个“书”的世界，“书”的海洋。如果你到西单图书大厦，就会发现人们对“书”的渴求。中国教会面临现代新世界，现代新人类，确应效法保禄宗徒“著万卷书”的福传精神，用著述的“书”来延伸我们的口头宣讲。“书”的宣讲打破了口头宣讲受到的区域和时间的局限。我们的口舌，借助现代传媒和互联网等“书”的形式，延伸到人类和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如今的世界，比两千年前的保禄宗徒时代更需要“万卷书”来传布基督的福音。

       梵二会议清醒地意识到现代传媒的强大影响力，“圣教会明了这些工具如能善为利用，为人类诚有极大的帮助，即可散心消遣，又可陶冶身心，且于传扬天国及巩固天国亦大有裨益。”（大众 2） 当然，首先是要善于“著万卷书”，包括现代形式的“书”，来把福音宣讲。由教会图书的数量而言，中国教会现有的图书远不能满足教友的需要，更不用说福传的需要了。 因此，效法保禄宗徒“著万卷书”的福传精神就需要神职们和教友们用著述，特别是用现代形式的“书函”，来进行福传。其次，书的内容也非常重要。在过去世代可能很有效果的书，在当今世代可能无法让人，特别是让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认同。例如《胡大闹游地狱》之类的图书。需要的是以现代人听得懂的语言和方式来通传基督的福音。曾有多位教友跟我谈起，希望天主教出一些好的有关父母教育子女，有关现代灵修的书籍。他们如今所用的都是基督新教的此类图书。当然，由大公主义立场来看，这些书并非不可使用，但问题是，为什么天主教就绝少这类让人爱不释手的书籍呢！我们需要中国天主教的神职和教友著述的，指导现代人灵修的书籍，引导子女成长的书籍，指导父母教育子女的书籍，畅谈牧灵方法的书籍，研究本土化的书籍，协助夫妻善待家庭的书籍，教会服务社会的书籍，分享教会艺术的书籍，表白自己信仰体验的书籍，深入研究神学的书籍，中国本土化神学思想的书籍！

       学习保禄宗徒“著万卷书”福传精神的另一个层面就是要推动中国教会神职和教友对圣经和教会书籍的热爱。早期教会时，保禄的很多书信都经常在他所成立的信友团体中诵读。过去的中国教会内，因为教友大多不太识字，所以传教士们为方便教友祈祷而编纂了祈祷文，以供教友们使用。与此同时，传教士们也还编绘了一些图文并茂简单易明，有如现代连环画类型的图书供略有文化的教友阅读。那时的教会虽然视圣经为至宝，但却从不鼓励教友诵读圣经。梵二会议后，教会重新编排了礼仪中的圣道礼，加大了礼仪中圣经选读的分量，而且也极力鼓励教友恭读和分享圣经。对此只要中国教会认真依照礼仪安排并坚持不懈地支持教友恭读圣经就可以。此外，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中国的现代社会文化教育水平已大大提高。50或60后的人大约百分百的人都可以读书，70或80后的大多数人都是大学毕业。面对已经大幅度提高的中国社会文化教育水平，采用各种方式积极鼓励中国的神职和教友阅读教会圣书，对提高他们的素质，坚定他们的信仰无疑会大有裨益。提供好书是一个方面，鼓励神职和教友阅读是另一个方面。两者不可偏废。

       可以说，在我们中国教会的神职和教友“著万卷书”和“读万卷书”蔚然成风之时，也即是中国教会发扬光大之日！

融入本土

       保禄宗徒的另外一大福传精神就是融入本土。《宗徒大事录》记载“众位雅典人，我看你们在各方面都更敬畏神明，因为我行经各处细看你们所敬之物，也见到一座祭坛，上面写着‘给未识之神’。现在，我就将你们所敬拜而不认识的这位，传告给你们。”（17：23） 这段记载是有关保禄宗徒第二次传教行程中的事件。保禄在马其顿的贝洛雅传道，当地群众因受到得撒洛尼犹太人的煽动而排斥保禄。于是，他被迫离开贝洛雅，随前往当时极富哲学盛名的雅典来传道。雅典人当时所崇敬的是哲学的智慧。保禄对此有着深刻的洞识：“的确，犹太人要求的是神迹，希腊人寻求的是智慧。”（格前：一，22） 鉴于当时希腊本土文化的特点， 对基督和福传充满激情和心火的保禄，特别冷静，非常注意融入本土文化，以及自己传布福音的方式方法。《宗徒大事录》这一节的记载传神地再现了保禄宗徒将福音精神融入本土化的神学思想：第一，他首先肯定了希腊人本土文化中对神明的敬仰（“你们在各方面都更敬畏神明”）；第二，虽然当时希腊本土文化中有多神论的传统，但保禄宗徒并未全盘予以否定，而是要将基督所揭示的天父传递给他们（“细看你们所敬之物，也见到一座祭坛，上面写着‘给未识之神’”）；第三，根据希腊人本土文化追求智慧的特色，他巧妙地激起希腊人对智慧的好奇，要将他们“所敬拜而不认识的这位”传告给他们。英哉！明哉！伟大的保禄宗徒！

       这种福传精神特别值得我们中国教会学习效法。中国文化有着上下5000年的历史文明。这其中自然不乏对各类“神明”的敬仰。然而，她也有一座奉献给至上神的“祭坛”，当然对此至上神的本质认识没有基督所启示的三位一体那样清晰。同时，中国本土文化对“神明”的敬仰，总体而言正如孔子所概述的，是“敬鬼神而远之”，是“祭神如神在”的特色。再者，大家所共识的是，中国文化正经历着由传统向现代的巨大而深刻的转型。这种转型中的文化也在“好奇”着基督的福音。这种民族性的“好奇”心可以由圣诞节摩肩接踵进入教堂参观以及诸多年轻人皈依基督信仰而获得佐证。可见，在此层面，伟大的中华文明与保禄时代的伟大的希腊文明何等相似。

       因此，中国教会学习保禄宗徒的福传精神，关键就在于抓住这个机遇，将基督福音融入转型中的中国文化，从而可以让基督福音深深地扎根于未来那更加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同时也定会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中。这种融入既是基督福音扎根中国文化的必要，也是必然。只有在这种融入中，基督福音才会发扬光大。

       为此，由神学理论层面而言，就需要中国教会建立起一个本土化的神学。这种神学需要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第一，深刻认识转型中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在这种转型中，中国文化中的某些陈腐的因素势必会被扬弃，而某些先进的更适合人性的现代因素定然会被吸纳。对这种扬弃和吸纳的深刻认识是中国本土化神学建立的基础。明年（2010年）恰逢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入的教会先驱利玛窦去世四百周年。虽然利玛窦所处的中国传统文化时期与现代的转型中国文化大有不同，但他对中国文化深刻认知的精神值得我们现代的教会人士学习。第二，全面掌握基督福音的真精神。梵二会议神学系统详细地阐述了在现代社会传播与实践基督福音精神的真谛。 充分认识并把握这种精神是我们建设本土化神学的另一个基础。教宗若望二十三及梵二会议的跟上时代（aggiornamento) 的精神主旨是我们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中国社会中传播基督福音的指导方向。我们不是在中世纪，也不是在利玛窦所处的闭关锁国的明代社会传播福音，而是在已经全面改变并且还在继续改变的二十一世纪传播基督的福音。只有认识到这些，才能帮助我们全面掌握基督福音的真精神。第三，正确表述这种融合。理论层面而言的本土化神学需要正确予以表述。正确予以表述意味着，首先要用现代人听得懂的语言，用现代人便于理解和接纳的方式来表达。其次要在真正融入中国现代文化中来表达。保禄宗徒“对一切人，我就成为一切，为的是总要救些人”（格前：九，22）所追求的正是这种真正而完全的融入。再者要有一套契合实际的思想系统来表达。神学是一个系统工程，只言片语的思想精华并不能构筑起神学系统。就中国教会而言，这可能需要几代人的累积与努力。

       由福传实践层面而言，就需要中国教会在福传实践中除效法保禄宗徒的热切救灵心火外，还要效法他那种方式灵活关注本土的福传精神。保禄宗徒在福传实践中以他那机动灵活巧妙得体的方式机敏地向希腊人介绍了他们的“未识之神”。当我们拥有保禄宗徒所拥有的智慧和胸怀时，我们就不难发现：改革开放的现代中国社会为中国教会提供了诸多的福传领域。这些领域等待着中国教会去认知和开拓。而且，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也为中国教会实践福传提供了诸多的福传手段。这些手段等待着中国教会去发现和取用。

开疆辟域

       保禄宗徒另外一大福传特色就是他开疆辟域的精神。保禄传教的特色不是固守一地，而是不断开辟新的地域，然后再用书信或亲身巡行的方式训导他所建立的教会团体。细读《宗徒大事录》就会发现，保禄在传教行程中开辟了众多新的教会团体。有时这种开疆辟域甚至是出于被迫。例如在第二次传教行程中，保禄不得已离开马其顿的贝洛雅，随前往雅典的格林多开辟了新的教会团体。

       中国教会学习保禄福传精神就需要具有这种开拓精神，而非一味地守教守堂。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有着广阔无垠的福传天地。若要中国教会发扬光大，我们必须效法保禄宗徒以开疆辟域的精神充实中国教会。这一点我们值得向分离的基督新教弟兄学习。根据解放前统计数据，那时基督新教有70万基督徒，天主教有330万教友。按照2008年的统计，基督新教有1600万基督徒，传道员1.8万人，教堂1.2万余座，祈祷所2.5万个。基督新教教徒人数比解放前增长了23倍。 天主教有教友500万人，神职4000人，教堂和祈祷所4600余座。天主教教徒人数比解放前仅仅增长了不到2倍。在此我们还不应忘记，解放前全国人口是4.5亿，截止到2008年末全国人口是13.2802亿，人口较解放前总的增长了3倍。换言之，天主教徒人数的增长明显低于全国人口的自然增长。我们以2008年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2月26日公布的统计数字，中国人口的出生率12.14‰，死亡率为7.06‰，自然增长率为5.08‰，全国2008年新增人口673万人。而根据《信德报》报道，2008年复活节领洗人数约为13608人，2009年复活节领洗人数约为22308人。如果将全年非集中领洗人数估算在内，天主教领洗人数大概不会超过3万人。换言之，天主教领洗人数的增长仅仅是全国全年新增人口的末尾零头。虽然数字不能完全说明问题， 但没有数字肯定就是个问题！

此数字对比不得不引发我们的反思：同一的政策法律，同一的中国人民，同一的这片沃土，同一的耶稣基督，何至如此的结果不同！唯一的可能原因就是耕种者了。      

       由此对比来看，中国天主教的耕种者的确需要保禄宗徒开疆辟域的福传精神。在中华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新领域是广阔无垠的。无论神职还是教友，都需要望眼环宇，开拓视野，用更加有效的福传方法去开辟诸多福传新领域。“行万里路”中我们会发现，道路两旁有许多未开垦的田野村庄张开口渴盼着基督福音雨露的浇淋和滋润；驻足之地许多饥者裸者旅行者伸手期望着教会予以关爱的衣食和被褥；同行者中许多困惑迷茫徘徊歧路者祈愿着信仰的光明和慰藉。“著万卷书”时我们会发现，心灵的饥渴者到处在寻找能令他满意，令子女满意的精神食量；人生路途上迷失者在探寻道路的坎坷与方向；生命不息追求不止的人在求索着生命的真谛。“融入本土”时我们会发现，虽然人们已摈弃偏见，但我们与扎根这块生我养我的热土仍然还有一定距离；当面对现代人的问题时，我们仍然没能完全彻底把基督的福音传递；如何在全面改变了的现代世界宣讲福音，我们仍然未能信心十足，需要天主的恩宠助佑和望德中的坚定祈祷。无论如何，我们深信，在这宽广的土地上，在这希望的田野上，福传事业大有可为，所需要的就是保禄宗徒那伟大的“开疆辟域”的福传精神。

福传牧灵是使命，开疆辟域是精神，生活祈祷是见证，精诚团结是手段；

人人充盈使命感，个个精神重抖擞，大家齐心学保禄，中华遍植福音树。